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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2022年农历新年仅剩几日，家住香港、两年没有回内地老家的小影终于得以与家人团圆。对于他来说，今年的回家路异常艰辛。 当他回到自己家中得以自由行动时，他用年假请来的春节假期只剩不到一半，在历经多日隔离、数次检测，还有一次次申报个人信息后，他已心力交瘁。 对于许多像小影一样在他乡或异国居住的中国人来说，新冠疫情这个春节是否回家的决定格外艰难，回家的路也格外漫长。 小影和另外两名同样由香港回老家过年的人士分享了路上的经历，我们用图像为你呈现出他们的返乡之旅。

美国司法部最近（1月23日）提出了对中国华为公司最新的起诉（Superceding Indictments），新诉状取代了2019年1月28日司法部对华为在纽约东区和华盛顿州西区联邦法院的起诉书，并且罕见地动用了主要用来对付有组织犯罪的《RICO法案》来整体起诉华为以及华为的美国子公司，给国际社会投下一个震撼弹。 对华为的起诉似乎是法律问题，但是，已经有多方分析指出，华为已成为美中贸易战，甚至是美中全球博弈的一个重要筹码。 不难看出，这些新起诉对华为在美国市场的前景乃致其全球的业务都会非常不利。 华为是全球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商，以其目前的体量，不管是将华为逐出国际科技发展领域，还是将之纳入国际科技创新公司行列，其可能对世界的影响都会是显著的。

中国现在最炙手可热的投资品是什么？耐克（Nike）的球鞋和来自日本的洛丽塔风格的裙子可能是出乎你意料的两个答案。 “25岁学生炒鞋月入百万”、“4天暴涨9倍”……靠炒球鞋“逆袭”的传说过去几个月来频繁出现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可以与之匹及的，是日本二次元文化爱好者常购买的洛丽塔风格（Lolita）洋裙，中国媒体报道称，一条1000多元购买的裙子转手就可以卖近5000元。 “炒（比特）币已经是老年人，未来是属于炒鞋和炒裙子的！”一则社交媒体上的段子说。 球鞋和洛丽塔裙如何吸引中国年轻人？它们真的可以成为未来的“理财产品”吗？ 炒鞋“就像一场大跃进” “现在大家和陌生人在马路上擦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已经不是看脸，而是我看你穿什么鞋，”来自中国上海的运动鞋贩林凌对BBC说，因为个人隐私原因他要求使用化名。 今年29岁的林凌是限量版球鞋的爱好者，从小喜欢看《灌篮高手》和NBA比赛的他收藏球鞋多年，但在去年12月起他开始决定“投资球鞋”。

中国在星期二（10月1日）迎来建国70周年，即中共建政70周年，与大陆一海之隔的台湾，媒体聚焦的是台风、选举、香港“反送中”及何韵诗遭泼漆事件，而关心政经时事的年轻人讨论的则是“十一”国庆对“反送中”的影响。 据台湾学者分析，无论年纪大小，台湾人对中国的国庆都不太有感觉，经历过威权时代的台湾人了解当年对岸政权是国民党的敌人，遑论庆祝中国国庆。未经历威权统治的台湾年轻人，出生时台湾已民主化，本土意识强烈，因此有台湾大学生认为，中国国庆宛如“他国国庆”。 不过，仍有少数统派团体10月1日预计在台北街头举行游行庆祝“光辉十月”活动，但集会许可已遭警方驳回，理由是申请路段为重要交通枢纽，因此不准许。

这次交接颇具深意，不仅因为阿里巴巴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巨头”；也因为马云开创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第一次创始人主动交班的经验。 作为在社会主义中国创业的民营企业家，马云打造的电商“帝国”达到垄断地位。“政商关系”是中国企业家绕不过的必修课，创业19年，马云面临怎样的政治困境？ 此外，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企业从草创到上市，逐渐进入“创始人老去，后继乏人”的接班难题。马云“思考了10年”的传承计划，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怎样的制度创新？ 政治困境：“我可以随时把支付宝献给国家” “在中国，一家这么大的公司，其实有些事情是比较难做的。”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庄太量认为，阿里巴巴背后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共同面对的政治难题。 庄太量举例，与阿里体量相当的腾讯，游戏占了相当份额，但中国监管一有变化，对公司会造成巨大负面影响。比如，上月底，中国出台《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腾讯股票应声下跌4.53%。

“某一国经济打喷嚏，全球经济就感冒。”这句话曾经用来形容美国对全球的影响，也越来越频繁地用在经历几十年高速增长的中国。 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录得30年来最低的增长，GDP增速只有6.2%。消息一出，立刻成为多个国际媒体的头条。中国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可见一斑。 如果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势必波及其贸易伙伴，但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人。 分析人士称，中国经历罕见的长期增长，繁荣贯穿大多数人的成长历程，因此对经济衰退缺乏心理准备。 中国经济正面临国内外空前的风险和压力，有必要探讨和研究经济放缓甚至停滞的可能和影响。 停滞还是放缓？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在放缓。相比10年前两位数的勇猛增长的时代，现在的GDP年增长率已经腰斩。 “6.2%的增长，实际上感觉像是2.6%的增长。很多方面都失速。”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MR）董事总经理雷小山（Shaun Rein）表示，在中国切身感觉经济非常冷，除了零售数据之外，所有数据感觉都很低。

中国电讯巨头华为公司的创始人任正非说，未来两年，华为每年的销售收入将比预期减少约300亿美元，到2021年才可能恢复。他还警告说，特朗普的制裁令华为智能手机销售聚减40%。 华为由于其增长迅猛的智能手机销售，去年的公司总销售收入超过了千亿美元。不过他在今年1月预计2019年将面临困难。 这是华为首次对美国制裁冲击的影响作出量化描述。任正非周一（6月17日）再次把受美国制裁的华为比作“一架弹痕累累的飞机”。同最近华为高管对自己技术实力的乐观相比，任正非的评论略显悲观。 任正非在华为深圳总部说，华为没有料到美国禁令带来如此严重的影响。 他还指出，美国除切断华为的零部件供应链，还禁止华为参加许多国际组织，不让华为和一些大学合作，不能使用有美国技术成分的产品，甚至禁止华为同包含美国技术成分的网络衔接。

“@华为 5G，安息吧，谢谢参与游戏。”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特朗普针对通讯行业发布行政禁令后发出这样一条推特。 美国商务部随后透露，将把华为及70家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与此相关的禁令一旦生效，就意味着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批准，华为将无法向美国企业购买元器件。 对于一家全球化时代的科技企业，不能采购美国的元器件，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华为的前车之鉴是中兴——在被列入“实体清单”后，这家巨头一时间“主要经营活动无法进行”。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教授称，华为不同于中兴，华为在科研和供应链的安排上比中兴做得好。 因此，科顿认定华为要失败退场，不是没有理由。但也有专家认为，华为不同于中兴，其“备胎”计划、5G技术的专利护城河给它留下了博弈的筹码。

北大学生，走出校门，举横幅，喊口号，为不公而鸣，向当权者发出宣言和公开信，各地大学生踊跃联动，工人与知识分子也加入或声援，运动逐渐显露声势。最终，当局打压，警察强行带走几十名学生，运动虽然偃旗息鼓，但对社会的影响却刚刚开始。 这讲述的是发生在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的情形。可是，如果把它与八个月前发生的深圳佳士维权事件相比的话，两者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事件中的北大学生，可以是1915年入学北大的江西青年许德珩，也可以是2014年考入北大的北京女生岳昕。许德珩写下的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岳昕写下的是《北大学生就’深圳7·27维权工人被捕事件’的声援书》。 虽然他们的诉求不同，一个是争主权除国贼，一个是工人权益；规模不同，一个数以千计，一个只有几十个学生；方法不同，一个出现暴力手段，一个完全非暴力，但跨越百年间的两场运动，相似之处要远大于不同之处。 这种相似性间接回答了一个问题：一场百年之前的运动，为何要纪念它？ 已故的《五四运动史》作者、美国威斯康辛教授周策纵早已给出更直接的回答——“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轻的人志愿为他而推动。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