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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 5G，安息吧，谢谢参与游戏。”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特朗普针对通讯行业发布行政禁令后发出这样一条推特。 美国商务部随后透露，将把华为及70家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与此相关的禁令一旦生效，就意味着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批准，华为将无法向美国企业购买元器件。 对于一家全球化时代的科技企业，不能采购美国的元器件，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华为的前车之鉴是中兴——在被列入“实体清单”后，这家巨头一时间“主要经营活动无法进行”。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教授称，华为不同于中兴，华为在科研和供应链的安排上比中兴做得好。 因此，科顿认定华为要失败退场，不是没有理由。但也有专家认为，华为不同于中兴，其“备胎”计划、5G技术的专利护城河给它留下了博弈的筹码。

北大学生，走出校门，举横幅，喊口号，为不公而鸣，向当权者发出宣言和公开信，各地大学生踊跃联动，工人与知识分子也加入或声援，运动逐渐显露声势。最终，当局打压，警察强行带走几十名学生，运动虽然偃旗息鼓，但对社会的影响却刚刚开始。 这讲述的是发生在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的情形。可是，如果把它与八个月前发生的深圳佳士维权事件相比的话，两者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事件中的北大学生，可以是1915年入学北大的江西青年许德珩，也可以是2014年考入北大的北京女生岳昕。许德珩写下的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岳昕写下的是《北大学生就’深圳7·27维权工人被捕事件’的声援书》。 虽然他们的诉求不同，一个是争主权除国贼，一个是工人权益；规模不同，一个数以千计，一个只有几十个学生；方法不同，一个出现暴力手段，一个完全非暴力，但跨越百年间的两场运动，相似之处要远大于不同之处。 这种相似性间接回答了一个问题：一场百年之前的运动，为何要纪念它？ 已故的《五四运动史》作者、美国威斯康辛教授周策纵早已给出更直接的回答——“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轻的人志愿为他而推动。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