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国际乒联中国公开赛现正举行，多位中国男单国手突然宣布退赛，抗议日前国乒总教练刘国梁被调职；多位球员和教练的微博已经被删除和封禁，评论人士认为，退赛是直接挑战〝党控体育〞系统。
成都正在举行国际乒联中国公开赛，男乒运动员马龙、樊振东、许昕在周五（23日）晚相继退赛。有现场网友公开的视频显示，全场球迷高呼〝刘国梁〞的名字。而在退赛之前，数名教练和运动员，在新浪微博发布相同内容的讯息，指〝这一刻无心恋战……只因想念刘国梁〞，并配上刘国梁的漫画。
事缘于中国乒协在周三（21日）宣布国乒队进行教练重组，国乒总教练刘国梁改任乒协副主席。刘国梁好友、中国女乒运动员王楠的丈夫郭斌在微博上炮轰事件，他还透露国乒被集体噤声，不得评论国乒改革事件。
中国公开赛周四（22日）开幕，中国多个网络的体育频道记者透露，官方知会媒体不可询问有关〝刘国梁卸任国乒总教练〞的事。 Continue reading
华盛顿 —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Kurt Tong)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讲话时表示，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0周即来临之际，“一国两制”在香港基本法的框架下大体上运行良好。但他指出，北京近年来的一系列做法使香港20年来享受的高度自治遭到侵蚀。港人的焦虑心态可能会影响香港未来的竞争力。
唐伟康在CSIS的讲话基本上与美国国务院6月7日发布的《香港主要发展评估》报告的口径一致。在那份报告中，美国国务院指出：1）美国政府与香港政府的合作广泛、有效、且互利互惠；2）中国中央政府今年的一些行为与北京在香港基本法中所承诺的赋予香港高度自治权不符；3）尽管如此，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仍享有高度自治。
还有几个月，中共十九大就要召开了。观察十九大的热点有好几个，而最热的热点，可能就是王岐山的进与退。
笔者以为，至少有三个因素可以影响王岐山在十九大是进还是退。诡异的是，同一个因素既可以决定王留任，也可以决定王离任。但现在看，王岐山离任的概率可能更大一些。
第一个因素就是年龄限制。这个因素一直被评论家们看作是决定王岐山进与退的一个重要因素。王生于1948年7月，到十九大召开时，已满69岁，按照中共的“七上八下”的常委年龄惯例，王若离任，顺理成章；若留任，就必须打破这个年龄限制的惯例。这里要问的是，习近平会不会打破这个惯例？现在看，即便习近平过去曾有打破惯例挽留王岐山的想法，现在的形势发展使这种可能性变得很小。
第二个因素就是郭文贵因素。郭文贵在海外的爆料，特别是关于王岐山的爆料，举世震惊。他对王的指控“反贪罪过都让习主席担了”、习近平完全被王岐山控制了等，可能严重离间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联盟。王岐山一直是习近平最重要的反腐助手，他的政治地位也因此而提高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郭文贵的爆料，使王从中共第二号人物变成“盗国贼”，其真实性，相信习心里有数。 Continue reading
美国之音 加州圣迭戈 —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六（6月17日）作为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毕业典礼演讲嘉宾，在演说一开始便向台下即将展开人生新阶段的毕业生说：“你们有机会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更快乐的世界”。
达赖喇嘛在演说中强调，透过对他人的爱和友善，他期许下一代能缔造出一个比较和平的世界。
当校方今年2月宣布达赖喇嘛担任2017年毕业典礼演讲的主讲人后，立刻引发校内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反弹。在圣迭戈加大中，中国留学生占了全校学生人数的近14% 。
一位来自福建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之音说：“当时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吧，毕竟学校会邀请这样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来我们的毕业典礼作为嘉宾，但后来想想其实我们应该要学会接受不一样的意见，来听听他们是怎么想的。”
不过，也有中国留学生表示对于达赖喇嘛的演说感到好奇。来自上海的中国留学生说：“我还是挺想听听他说了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了解的可能不够全面，所以听他讲一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更全面的认识。” Continue reading
195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出现了一张署名为“历史系一群团员和青年”的大字报，质问北大校团委，北大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怎样产生的，是谁选举了他们？这张大字报开启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后的右派民主运动。
今天是2017年5月19日，是中国右派民主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日。中华民主宪政同盟今天成立了。同盟的宗旨是废除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党国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宪政制度。
1688年，英国议会反对派发动了“光荣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统治。1689年，议会颁布了限制君权的《权利法案》，建立了君主立宪制。这是人类历史上宪政制度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开启了人类的宪政时代。1787 年，美国颁布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91 年，美国颁布了《权利法案》。这是人类历史上宪政制度的第二次伟大胜利，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了民主宪政时代。
一百零柒年后的1898年6月11日，清朝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实施变法。戊戌变法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兴民权、设议院，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Continue reading
我們所有人都有一些單靠我們自己無法達到的目標。然而，我們 可以通過志同道合的合作來達成其中的部分目標。
然後，讓我們假定一下，為了達成 些相同的目標，你與幾百個 人同意成立一個社團。這個社團的具體目的是什麼?我們暫時把這個 放在一邊，先去關注本章標題“什麼是民主”的問題。
我們更進一步假定，在第一次會議的時候， 成員 議你們的社 團需要一部憲法。大家對他的觀點欣然接受，因為在那些事情上，你 所擁有的技能都能得到承認，有一個成員 議應該由你去起草這部憲 法，下次會議時交給其他成員討論。這個建議在一片喝彩聲中被接納。
在接受這個任務的時候，你可能會說這樣的話:
“我相信我理解我們的共同目標，但是，我不能確定我們應採取 哪一種決策方式。例如，我們是不是真的需要一部憲法去確保那些最 有能力與最精通的人成為權威，讓他們為我們作出那些重要的決定? 這種安排不僅是為了確保能作出更為明智的決定，也是為了能讓我們 節省更多的時間與精力。”
浙江部分反右受害幸存者 叶孝刚执筆 茶叙拍手通过
1957年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与此同吋，中共号召全国人民大张旗鼓地开展轟轟烈烈的反古斗争。 在中国大陆，右派不是由公、检、法根据国家法律查处、而是由中共各级党委遵照党中央文件、毛泽东指令査处的。
鉴于：1. 任何政党无权直接惩处公民（公理）；2.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未曾授予中共‘可直接惩处公民’的权力；3. 中共党章沒有‘中共有权直接惩处公民’的规定；4. 任何政党无权直接惩处另一政党成员；5. 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权利，即不得以言定罪；······鉴此种种，可以断言：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公民（含中共党员和各民主党派成员）以戴右派帽子的惩处，是违背公理、违背法律、违背党章、违背组织原则、违背宪法的，即反右斗爭全錯、非法、违宪。中共给右派纠錯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工作，这足以证明，右派原本是无罪无錯的。
反右斗争的结论，应当是：右派沒錯，錯在中共。
中共革命之初，提倡反对圧迫，反对剝削，深受人民群众爱戴。
中共將55万原本无罪无錯的知识分子屈打成右派，剝夺他们的人身自由，这是政治压迫。送劳动教养的右派，劳动22年，昭雪恢复工作时，只给工龄，工龄工资分文不给，这是经济剝削。这足以证明，中共背叛了自己的革命初衷。 Continue reading
(HKFP) Activists in China who commemorate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have been detained, as mainland authorities clamp down on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bloody events of June 4, 1989.
As tens of thousands attended a candlelight vigil in Victoria Park in Hong Kong on Sunday, discussion of the massacre was stifled in the mainland.
Following months of student-led protests calling for democracy and an end to corruption, hundreds, perhaps thousands of people died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nt armed troops and tanks to end the demonstrations in Beijing.
二十八年前发生在中国的八九事件，堪称中国当代史上少有的悲剧。尽管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是输家：学生是输家，中共的改革派也纷纷出局，中共自身的合法性和治理国家的能力也第一次受到严重的质疑和挑战。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唯一一次被迫停滞长达两年之久，此前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完全逆转。这种所有中国人都是输家的悲剧确是不能再发生了。
应该说，在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案中，使用武力都是代价最高的。但未必是错误的。比如中华民族都期待两岸和平统一，但假如和平统一无望，武力统一虽然成本很大，但却是正确的选择。对于八九事件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Wu Renhua (吳仁華) is a unique scholar. For over 20 years he has been immersed in the primary source materials about what Chinese authorities call “the June 4th incident,” and what is known around the world as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His academic training of nearly a decade was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 a set of research methodologies that he never expected he would apply to unraveling the genesis, execution, and aftermath of the bloody slaughter of unarmed students and Beijing residents in 1989. Wu was a junior faculty member of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n Beijing at the time of the protests, in which he was also a participant. He was one of the last to leave Tiananmen Square in the early morning of June 4; on his way back to his college residence he witnessed tanks crushing students in Liubukou (六部口). In February 1990 he swam four hours through the Zhujiang River Estuary from Zhuhai to Macau, then made his way to Hong Kong 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He edited Press Freedom Herald (《新闻自由导报》), a pro-democracy magazine, for 15 years. He lives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China Change has undertaken a translation, performed by Matthew Robertson,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Martial Law Troops of June Fourth (《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one of Wu Renhua’s three books on the 1989 movement. The other two books are: The Bloody Clearing of Tiananmen Square: The Inside Story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2007) and The Full Record of the Tiananmen Movement (《六四事件全程实录》, 2014). The Martial Law Troops of June Fourt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9 in Chinese, and a revised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2016. It has not yet appeared in English. It is an exhaustive, meticulous account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ehind the command to impose martial law in Beijing and, later, open fire on the students;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structure of the military; the manner in which commands were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ranks; the marshalling of military forces and their composition; the routes they took to Tiananmen; the countermeasures established by the military to guard against a coup; the clearing of the square; the reasons for the savagery of the troops; the rewards later given to officers and soldiers, and more. The bulk of the book is dedicated to minute analysis of the force composition of each of the group armies mobilized for the massacre, the routes they took, the orders they received, and in some cases the specific actions of specific units, and even individu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The foreword to the book and the section headings of the first chapter are presented for readers below as the 28th anniversary of the massacre approaches. — The Edi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