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普是我非常欣赏的香港评论人之一，与大部分香港评论人相比，他具有两个卓尔不群的特质。首先，他非学文史出身，而是法学博士，评论非其主业，而是其“副业”。他没有一般文士那种头巾气和腐儒气，不会刻意炫燿文辞和典故。他不以文字谋生，故而能在写作时保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既不用讨好权贵，也不必谄媚媒体和大众。在华人世界，即便是许多具备法律背景的评论人或人权活动者，也禁不住“文艺青年”的诱惑，好用大词，好说大话，文胜于质，情盖过理。桑普下笔却有著西方法律人缜密的推理和逻辑，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充足的史料，方下确凿的结论。他的文字如同法庭上的辩词，事实与雄辩并重，文采与学理兼具，层层推进，丝丝入扣，让读者为之心服口服。
其次，桑普成长和工作于“东方之珠”的香港，曾赴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这两所中国和台湾的最高学府求学，并娶了一位台湾女孩作太太。他在一家跨国公司法律事务部门工作，因工作关系常奔波于港、中、台及其他国家。他具有广阔丰厚的国际视野，拥有在港、台、中三地完整而深切的生活经验。他不受某地域或某族群的身份限制，更不受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之蛊惑，有著“世界人”的格局和胸襟。他的文章被中国官媒屏蔽，也被港台某些所谓“主流媒体”拒之于门外，不可能像龙应台那种投机取巧的文字，“同步”在中港台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中文媒体发表。但正因为其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对专制极权的尖锐批判，桑普成为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独立知识分子。
桑普的这本新书《香港人》，不是一本专业的史学著作，而是一本写给大众尤其是高中生和大学生阅读的、通俗化的香港文化史。何为香港？如何凸现香港之主体性？首先需要从文化上来对香港作出定义，正如桑普所说：“我是站在香港本土历史与文化观点来展开全书论述，破除对于中华天下大一统框架的膜拜与迷思。我是从「文化身份认同」、「族群身份认同」、「政治身份认同」这三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概念，通过文化与历史叙述，作为全书论述的主要伏线。”换言之，香港之爲香港，非指地理意义上位于中国南方、空间窘迫、气候湿热的小岛，而是指中西彙聚、有容乃大、在文化和制度上迥异于中国的、尚未完成的“城邦国”。在种族和血缘层面，香港人跟广义的中国人确实有千丝万缕的渊源，但香港人有权挣脱中国的奴役获得自由与独立，正如昔日美洲十三个殖民地居民虽大都是英国人的后裔，分享英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但他们依然要通过浴血奋战取得独立。
今日，面对中华帝国主义的魔爪，香港与台湾命运休慼与共。桑普在书中特别引用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馀生》一书中的一段话：「台湾跟美国一样是个移民国家，台湾人就跟美国人一样，并不是依据地缘或血缘而集结的人们，而是共生在民主、自由的理念下，构筑多元开放社会，维持自由组织状态的人群集合体。」同理，香港文化和香港人的核心或根基，就在于人权、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
香港左祸的前世今生
梳理香港的文化史，不能回避百年来共产专制的左派意识形态（当然包括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对香港的巨大戕害。一般人认为，红祸赤魔肆虐香港，是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共取得香港之治权之后，中共全面输出“中国模式”和“中国噩梦”；更聪明一些的人发现，可往前追溯，当年与文革“造反”浪潮相呼应的“六七”暴动，是一页即将“被消失的历史”，中共佈置在香港地下党虽未能颠覆港英政府，却由此登上历史舞台。然而，这两种看法其实都是似是而非、不求甚解的。若只从“九七”或“六七”两个历史的转折点审视“左派病灶”，无法让香港从根子上摆脱左祸，正如庸医未找到病人的病根，就急急忙忙开出药方，该药方当然不可能让病人迅速痊癒。
瞎子摸象，摸不到大象的真貌。达芬奇作画，先要研究解剖学才能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在本书中，桑普以孙悟空般的火眼金睛，看到一幅草蛇灰线般的历史地图：他如数家珍地描述了百年来左派邪恶思想如何侵入香港，如何控制人心，如何洗脑教育。
左派思想征服中国的人心，始于五四运动；左派思想征服香港的人心，同样始于五四运动。当时，香港与中国虽是“两国两制”，在社会思潮上，香港却无法避免与中国发生“共振”。桑普指出，五四运动之后，“在逐渐形成的「仇日敌人意识」格局下，混吨的「中华民族」意识、抽象的「中国人」观念、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在香港人脑海中朦胧浮现，甚至带有更多若隐若现的激情。”五四的激进化思维方式，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激盪人心、席卷天下之前戏。而英国式的、温吞水般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及旅居香港的旧式文人的国粹鼓吹，无法与之抗衡。
然后，中国南方的左倾运动日渐升温，中共成立、孙文爲一己私利投靠苏俄、共产国际输血给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伏地魔”，中国局势的恶化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紧邻赤化最严重的广东，香港岂能置身事外？如桑普所论：“爱国思潮及民族大义的澎湃、虚相、实相、亢奋、苦头，到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的省港大罢工（由受苏联共产国际控制的容共左派国民党广州政府策动），真正衝击和扑向香港人。”中国近代史的直线堕落，香港无法独善其身，如同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游弋在其旁边的小小救生艇亦被卷入深渊。
历史是一面镜子，统治者可用它来完善愚民术和独裁制，被统治者也可用它来打开枷锁、奔向自由。桑普发现，在香港完成政治层面的独立之前，必须经历一次文艺复兴与啓蒙运动，此前香港中学生发起反对“国民教育”运动，成功抗拒了港府的洗脑教育企图，但真正优质的本土文化教育至今仍然阙如，桑普指出：“从博杂的香港本土历史事实著手，参透背后的文化涵养和价值信念，是许多香港人尚未完成的启蒙功课。小学不讲，中学不教，大学荒废，难矣哉。即使中学生必修通识，少数人选修中史，但却根本没有针对香港历史及文化的专门学科，而且通识科也没有提供比较完整的香港文化传承教育。”这或许是关心香港文化和教育的有识之士下一步可以着力的地方。
断然去中国化，加入“英语国家”
香港的未来在何方？首鼠两端，于事无补，此时此刻，必须作出决断：无论在制度上还是文化上，都要毫不犹豫、毫无依恋地去中国化，然后加入“英语国家”或“英语民族”之序列。
去中国化，就是去专制化、去野蛮化、去卑贱化、去酱缸、去奴性、去集体主义。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当年在台湾完成了该工程的一半，即遭到北京的大字报批判和飞弹恐吓。台湾民主化已三十年，制度层面的民主和人权保障已实现，但文化层面的「儒表法里」仍挥之不去。昔日追求民主、人权价值的民进党在执政之后，若干官员开口闭口就是弟子规、师道尊严、君臣父子，可见文化上的去中国化尚且遥遥无期。台湾如此，香港就更为严重，西式高楼大厦林立却流行风水术数，车水马龙的天桥下却有“打小人”的“谶纬服务”，教会学校的骨子裡却是儒家伦理，自由经济规则之下却是私相授受的家族企业，这些情形并非体现香港具有“中西合璧”之悠长，而是香港需要剔除之“怪现状”。
香港在表面上实现了西化和资本主义，在内裡却尚未完成精神和价值的转型。桑普指出：“整个华夏儒学的伦理观、社会观，以及所谓「天地君亲师」等观念，都跟西方「人性本罪、人权平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想法格格不入。”换言之，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与英美古典自由主义差距甚大，香港惟有大刀阔斧地去中国之毒素，方能展翅上腾、融入英美文明，追求光明美好的愿景，用桑普的话来说就是：“衝破「论说和谐秩序的儒家外衣」，直捣「实行独裁暴政的法家内核」。”然后，香港才能充满自信地迈出第二步：“在独立与党治之间，必须作一个清晰的了断。本土、民主、自治、独立，需要时间烘焙，需要启蒙民智，需要解除心魔，需要组织行动。”
香港经过英国一个多世纪的良好治理，成为东亚最亮丽的一颗明珠；经历中国二十年的劣治而日渐蒙尘，却仍有重新闪亮的希望，其希望就是加速实现英国化或英语国家化、英语民族化。英国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丘吉尔曾写过洋洋洒洒百万言的巨著《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他将说英语的群体命名爲享有共同价值或信仰的国家或民族，文化、价值和信仰超越血缘和种族。丘吉尔指出：“我之所以使用「英语民族」一词，是因为没有其他名词可以用来介绍不列颠群岛（the British Isles）的居民，以及由英格兰（England）衍生出去，获得语言及许多制度，现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保存、孕育及发展的那些独立国家。”丘吉尔进而强调说：“如果百事顺遂，那麽英语民族也许能够指引未来的方向；如果百事不吉，由于我们任何人都有力量，英语民族当然能够自我防御。”
在我看来（我也相信桑普也会赞同我的看法），香港的年轻一代与其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中国史，不如认真阅读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与其煞费苦心地创造出一个所谓的“香港民族”的集体认同，不如引领香港融入“英语民族”的壮阔海洋——“英语民族”比“英联邦国家”这个鬆散的国际组织更具深刻的文化和制度内涵。丘吉尔对自己的这本书及其宣扬的价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战的硝烟尚未散去，英国在耗尽资源、伤亡惨重，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不得不转移到美国手上，但丘吉尔坚信，在文明的意义上，英美乃是父子继承之关系，他在序言中指出：“如果过去需要这本书的话，那麽这项需求当然还没有消逝。本世纪，大英帝国（the British Empire）第二次与美国并肩作战，面对世人所知的、最大规模的战争凶险；由于大炮已停止发射，炸弹停止投掷轰炸，我们变得更加意识到，我们对于人类的共同职责。语言、法律，与我们所形成的生活秩序，已经为共同勾勒出的一致任务，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基础。我认为在我开始写作此书时，这种团结的力量可能影响到世人的命运，并且至为彰显。”果然，此后的冷战和反恐战争，以及接下来对抗中国模式的战斗，绝大多数英语国家都站在同一战线，成为中流砥柱。
对于香港而言，虽然务实的英国人未能竭尽全力地保护香港免受中共的凌辱，但以英美爲代表的自由价值却能爲香港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以抗拒中国式极权主义的“精气神”。
香港人为什麽要纪念六四？
在本书中，作者也谈到香港与六四的关系。正如我此前曾写到的那样，六四屠杀发生在北京，但持之以恒的大规模的纪念六四的活动却发生在香港。那么，香港人为什麽要纪念六四？在香港本土运动兴起之际，发生在三十年前遥远的北京的六四屠杀，跟香港的本土运动有何关联？二零一七年，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声明，表示不再参与纪念六四的活动，认为香港与六四并无血脉关系，香港应当优先瞩目于自身的问题。此声明在泛民阵营中引发轩然大波。
同样支持香港独立建国理念的桑普认为，纪念六四与本土、独立并不矛盾，甚至可以相辅相成、齐头并进。六四的鲜血让大部分香港人彻底觉醒，这个杀人的政权连统治中国的合法性都不具备，哪有统治香港的合法性呢？在此意义上，六四是一味如黄连般的猛药，与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同哀哭之后，六四也融入香港当代的历史文化和深层记忆。香港拥有全球惟一的一座以纪念六四爲主题的博物馆，以及规模最为宏大的纪念六四的城市公共雕塑。这是香港的骄傲，而不是香港人的“多管闲事”。
当然，桑普并不像某些泛民前辈那样居高临下地批评香港的年轻人心胸狭窄、自私自利，他对香港的年轻人的选择有一定的同情和理解。他认为，如果前辈故步自封、泥古不化，就不可能号召年轻一代积极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提炼出新的口号和理念吸引年轻人的参与。六四那一代中国青年，未能摆脱“爱国者”和“忠臣”的自我定位，比如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下跪呈送上书；中共却连古代的皇帝也不如——古代的帝王至少不敢成批地杀害宣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生。六四那一代中国青年自有其不敢抛弃爱国主义的思想侷限，但纪念六四的新一代青年（包括香港青年）则可以超越前一代人而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所以，桑普认为，支联会必须与时俱进，正视雨伞运动之后香港民心的转变：“二零一三年支联会悼念六四亡灵烛光晚会的口号原本是「爱国爱民、香港精神」，立即成为了众矢之的。经历了「反国教运动」洗礼的香港人，尤其年轻一代，对于「大中华文化」与「香港文化」的分野，体悟甚深。听到有人还说「爱」那个「国」，深感这种态度就是正中中共独裁政权的下怀，即使当时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也表示略有同感。支联会后来也有所反省，希望广纳不同意见，争取六四晚会的纲领能够突出彼此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结束一党专政。”这是香港的泛民阵营必须作出的应变和提升，否则就会重蹈中国海外民运遭到西方主流社会和西方华人社会“双重抛弃”的厄运。
需要改变的不仅是观念，更包括具体的行动纲领。桑普直言不讳地指出，此前受大中华、大一统理念支配的支联会乃至整个香港泛民阵营，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效仿台湾当年的党外运动，全盘“在地化”：“彻底抛弃「爱国爱民」之类口号或字眼，改为强调「香港命运自主」和「抗拒赤祸乱港」，并把它们订定为新增两大纲领，肯定能够重新上路”。惟有如此，泛民阵营才能摆脱“大中华胶”和“左胶”的标籤，与年轻一代产生休慼与共的精神共鸣；也惟有彻底根除欢天喜地地回归中华帝国的虚荣心，香港人才能“因真理，得自由”。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