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5G，安息吧，谢谢参与游戏。”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特朗普针对通讯行业发布行政禁令后发出这样一条推特。
美国商务部随后透露，将把华为及70家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与此相关的禁令一旦生效，就意味着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批准，华为将无法向美国企业购买元器件。
对于一家全球化时代的科技企业，不能采购美国的元器件，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华为的前车之鉴是中兴——在被列入“实体清单”后，这家巨头一时间“主要经营活动无法进行”。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教授称，华为不同于中兴，华为在科研和供应链的安排上比中兴做得好。
因此，科顿认定华为要失败退场，不是没有理由。但也有专家认为，华为不同于中兴，其“备胎”计划、5G技术的专利护城河给它留下了博弈的筹码。
华为供应链和美国企业
禁令对华为将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华为供应链对美国企业的依赖程度。
2018年华为召开供应商大会，数以千计的供应商中，有150家主要供应商参加。华为为其中92家颁奖，这些企业中有33家来自美国，包括英特尔、高通、博通等芯片企业，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这一比例与中兴相似，后者约有20%至30%元器件，包括基带芯片、射频芯片、存储等从美国采购，而这些核心元器件不易找到替代品，从而导致中兴在禁令生效后陷入停滞。
与中兴不同的是，华为早就建立了自己的芯片企业——海思（Hisilicon）。但海思生产的芯片还不能完全覆盖自己的产品线，华为依然需要直接采购美国芯片厂商的产品。赛迪智库报告显示，2015年华为的芯片采购总额140亿美元左右，其中，采购高通芯片18亿美元、英特尔芯片6.8亿美元、镁光芯片5.8亿美元，博通芯片6亿美元等，涉及多家美国公司。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教授表示，禁令对华为中短期生产肯定有影响，对已经设计好但未完成器件采购的产品，影响最大。
为了让美国撤除禁令，中兴付出了巨大代价，包括14亿美元民事罚款，还必须在30天内更换董事会和管理层，并允许由美国选择的合规小组入驻检查，成本由中兴承担。
“备胎”计划
“根据我们的研究，华为不同于中兴，华为在科研和供应链的安排上比中兴做得好。”黄锦辉称。
此前，任正非对媒体强调，华为绝不会遭遇中兴通讯那样的情况，“我们多年来在研发上大量投入……中兴遭遇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华为身上。”
5月17日凌晨，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发表了一封致员工的信称，“公司多年前做出了极限生存的假设，预计有一天，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而华为“为了这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为公司的生存打造‘备胎’”。“缓冲区已经消失，每一个新产品一出生，将必须同步 ‘科技自立’的方案。”
原本“担心许多芯片永远不会被启用，成为一直压在保密柜里的备胎。” “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
华为的提前准备和技术积累，被认为是其不会像中兴那样陷入停滞的理由。
黄锦辉分析，长期来看，华为依然有筹码，在即将到来的5G时代，华为握有数量可观的专利，能够与美国等企业分庭抗争。
比如，华为正在与高通进行专利谈判，路透社透露，双方的和解方案中就包括在5G技术领域进行交叉专利授权。如果完全撕破脸，中美在5G时代是“双输”的结局。
专利数据统计公司IPlytics发布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总量约6万多件，中国企业申请的5G标准必要专利数约占35%，华为以15%的占比名列第一。
此外，华为可借已储备的元器件完成短期的生产。海通证券分析称，华为对此有预期准备，储备大量短期需从美国进口的关键元器件。
“如果美国商务部在150天内确实出台进一步的管制方案并限制对华为出口，我们判断短期影响华为可以克服，超过一年时间则需观察华为打造自主可控供应链的进展。”
华为还有一个筹码，即与美国企业的利益捆绑。华为并未上市，但华为在美的供应商“应声而跌”。5月16日，美国芯片供应商高通与博通的股价分别下跌4%和2.33%。华为的光学元件供应商NeoPhotonic暴跌20.63%，创下近4年来最大单日跌幅。
华为的回应称，（出口禁令）会对与华为合作的美国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影响美国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高科技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利益巨大，很多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利益不仅仅是中国市场本身，而是借助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产品进入全球，如果真正“脱钩”，会损伤美国整体产业竞争力。
中美科技自起炉灶
相比于贸易领域的”边打边谈”，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上的碰撞更加激烈。
伦敦政经学院教授金刻羽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分析，中美之间在贸易领域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却依然还在打贸易战。但科技领域，则是完全另一番光景，比如人工智能等，如果拉到了更多的数据和市场，就会有更大的机遇，因此中美在这个具体领域就会进行真正头顶头的竞争。
“我想象一个世界，一分为二，一半用中国的信息系统和基础设施，另一半用美国的信息系统和基础设施，这样做明显会有巨大的效率减损。”
黄锦辉也同意中美间在科技上“分野”的可能性。但他认为这并不是新闻，以前无论是3G时代、4G时代，甚至是电视技术、高清视频等，新技术的出现都伴随着剧烈的标准之争，长期来看，依然是商业力量的推动力来决定最终谁会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