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出现已经一个多月，截至目前已带走200多人的生命。
从12月底到现在，庞大的中共机器在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几次讲话后围绕疫情进行全方位总动员。但同时，沮丧与恐慌扩散在民间扩散，中国当局惯用的“维稳”手段不断遭受质疑，即使自上而下的舆论管制也很难完全阻挡汹涌的民意。
在这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中国民间与官方之间可以看到明显隔阂，为极度高压的体制带来挑战。
体制内的松动
疫情爆发的最初几周，官方的懈怠与不作为一直是中国民众最大的不满之一。现阶段中共体制内的一些矛盾伴随疫情一起被暴露了出来。
12月底武汉卫健委已宣布发现“不明情况肺炎”。但直到1月20日习近平就疫情作出指示之前，无论是北京的中央政府还是疫情中心的湖北及武汉地方政府，均未就疫情进行太多回应与披露。派往武汉的专家组成员王广发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疫情“可防可控”，这四个字也成为当时舆论的主基调。
1月20日习近平下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直到此时疫情全貌才慢慢浮现。12月31日至1月17日期间，中国境内确诊数量仅从27例增加为62例，而20日至今则从290例迅速飙升至1975例。之后习近平连续多次公开提及疫情，宣布成立中共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向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强调自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在恐慌情绪在公众中间迅速发酵之际，这些都是北京向中国各地及外界释放的稳定信号。
与此同时，近两周来，中国官方部门在疫情上的回应似乎更加主动，一些来自中国体制内人士的“大胆”言论也获得很多认同。
1月30日湖北省黄冈市宣布，免去黄冈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唐志红职务，这是这次疫情中首个因工作不力被解职的官员。黄冈是除武汉外中国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根据湖北卫健委消息截至1月30日黄冈已确诊573人，死亡12人。唐志红之前曾被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拍到，面对中央巡视组关于黄冈定点医院“收治多少病人”等基本问题“一问三不知”。
1月29日，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的一段话也在互联网上引起共鸣。在一段视频中，张文宏面对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表示，已经把自己所在医院的抗疫一线医生全部换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在宣誓的时候不是说吗，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迎着困难上……你平时入党，我不管你有什么想法，对不起，现在你马上给我上去”，“人不能欺负听话的人”，他说。
“都像他这样，事情就不会发展这么严重了，”一名微博网民留言称。“我们还是低调点，保护他一下吧，”另一名网民表示。
体制遭遇疫情挑战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要让民众认同他们处理这场危机的手段，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得到社会的接受与认可，”香港城市大学亚洲及国际研究学系副教授唐宁思（Nicholas Thomas）表示。“所以这次他们的反应更快了。”
与2002年至2003年爆发的“非典”（Sars，又称“沙士”）相比，这次中共反应明显更及时。在“非典”疫情中，地方政府的瞒报情况严重，导致病毒在中国及多个周边国家及地区大爆发。但有研究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出现的改变不能说明中共体制在应对这次疫情时变得更加开明，换句话说，这可能只是一时之策。
“也许会有变化存在，但这不能说明是这个体制有什么改变，”中国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表示。“因为这次疫情实在是太严重了，这也只能算是在严峻的形势下，体制被民众的诉求和愤怒逼到了这一步，”
截至1月30日24时，中国官方宣布境内31个省已报告确诊病例9692例，死亡213例，疑似病例15238例。扩散规模与确诊人数已经超过“非典”。
民意隔阂
这是习近平时代中国面临的最大公共卫生危机，同时也在向社会危机演变。
尽管官方舆论传递的积极抗疫信号获得了一些支持，但仍无法抵消公众的质疑、不满与不信任。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一些中国媒体在武汉前线采访到的辛酸案例也激起更多人的同情及愤怒。许多民间志愿者团体和个人在用自己的力量为医院筹集口罩、防护服等防护物资，并在网上求助的病患及家属想方设法寻找就医途径与资源支持。民间力量在这次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获得的认可远远超过政府部门。
郭于华认为，这种现象说明公众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如果说之前的其他公共事件中，中国人还可以说这不关我的事，是他人的灾难的话，这一次涉及这么多人，已经到了人人自危、触及生存底线的时候了，”她说。“这是人们在危机关头的一种觉醒。”
过去几年来，中国体制内的权力不断收紧，使得原本就缺乏制衡的一党体制愈发趋于保守。这在短时间内给当权者施政提供便利，但也让中共政权在面对重大社会危机时变得更加脆弱。
“如果是在民主体制内，信息可以更加透明，民众可以在遇到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时更清楚如何寻找可以信任的信息资源，以此来打消他们的恐惧。”唐宁思解释称，在现在的中国，民众很难找到可以回应他们诉求的信息，因此会产生更大愤怒与民怨。
向社会危机演变
尽管这场疫情给中共在稳定性与合理性上带来巨大挑战，但专家认为，很难说中共是否会从中吸取教训，在下一个公共卫生危机到来前对体制内部进行改变。
“这取决于在这场疫情的最后人们会对政府的做法作出如何评价，”唐宁思称。“透明度与良性沟通是其中关键。”
郭于华认为，这次危机可能会让一些中国人看清中国“举国体制”的弊端，但在缺乏制衡的权力面前，民意的力量对比“太悬殊了”，因此很难使得目前体制有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