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争议的香港版《国安法》很有可能在6月底出台，将于7月15日开幕的香港书展可能成为该法案生效后香港的第一个大型文化展览。本次展出的书籍是否会受到《国安法》影响而遭到审查成为关注焦点。
书展主办方香港贸易发展局（简称：贸发局）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被多次追问，如果到时国安法生效，是否要求敏感政治书籍下架。贸发局副总裁周启良表示，局方不会预先审查书籍，而书商需“自律”，展出要在香港法律框架下进行。
此话一出，即刻引起多方担忧，是否会因《国安法》通过书商不得不进行政治审查。
香港以往被视为华语世界最重要的自由出版地，涉及“六四”事件、文化大革命、反右运动等在中国内地被视为敏感政治事件的书籍在香港均有销售。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也是不少大陆人必到之处。
不过，香港的自由出版市场近年来正面临萎缩。香港电台2018年调查发现，包括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超过一半的香港书店和近30家出版社由中国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控制。2015年铜锣湾书店事件后，政治书籍市场备受冲击，从出版、印刷，到买卖、运输等多个环节均面临压力。
“泰山压顶”下要避重就轻？
中国政府决定绕过香港立法会制定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出版界的一些独立书商更感心理压力，担心某些书籍会触犯“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等港版《国安法》规定的四项罪行。
香港《明报》引述独立书店艺鹄经理连先生表示，文化界要静观其变，暂未能判断卖哪些书违法。他说，“国安法是泰山压顶，文化出版界如何潜行？可能都要避重就轻。”
民间组织“2020香港书展关注组”发言人、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表示，有书店问有关去年“反修例”抗议的摄影集能否带到书展售卖。他也疑惑书展场内能否售卖刘晓波诗集、“六四”评论集等，他说自3月一直向贸发局查询，但未获回覆。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本地网媒CUP的媒体执行总编辑陶培康表示，业界在未有《国安法》之前已经越来越担心，现在对于《国安法》存在很多疑问，比如条文出台后，已经印刷出来的书能否继续展出。他说，目前展出的书籍暂时没有改变，但已有心理准备，等条文出台后再进一步考虑。
陶培康称，书店方面觉得内容吸引人就会引入书籍，而不会认真考虑内容是否政治敏感。他形容书店可能会“斩脚趾避沙虫”，即避小害而失大利，等《国安法》条文出台后，可能为避免违法而回避所有政治书籍。
序言书室创办人李达宁也对《国安法》表示担忧，他对接下来的出版情况持观望态度。他说，“首先要看条例，是否会出一个禁书单，只怕条文很模糊。”
“暗地操作”的担忧
自去年6月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运动以来，相关书籍陆续出版。旺角一间楼上书店的负责人李达宁对香港电台表示，最新出版书籍中有少量谈及香港民族或独立议题。他说，如果当局名列哪些书籍属于禁制范围，他会将此书下架。
不过，业界也有人认为，禁书单恐怕难以成形，但官方或许会暗地操作，间接打击政治书籍的出版和销售。
据香港《众新闻》报道，去年6月至今年5月期间，与“反修例”相关的书籍在香港出版了最少27本。香港公共图书馆采购了其中9本书，其中偏建制阵营的出版物占半数以上。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副教授郑炜表示，图书馆藏书象征官方记录存档，纳入较多亲北京的建制阵营书籍“有呈现官方姿态意味”。
而公共图书馆则强调，采购标准“致力发展均衡而多元化的馆藏”，“不会利用馆藏宣扬任何特定的信念或观点”，馆藏必须“符合香港法律的规定，亦不能有鼓励读者犯法的内容和建议”。
据香港中通社6月初报道，香港多间公共图书馆摆放社运人士黄之锋和民主派议员陈淑庄等人的书籍。而建制派议员葛佩帆表示，此类书籍涉及“宣扬港独及暴力，不论是否违法，都不应在公共阅读场合出现”。她认为康文署应该就图书馆的情况进行检视。
中通社还引述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王国兴表示，“黄之锋、陈淑庄的书籍本身已经有违‘一国两制’的原则，在图书馆陈列将会进一步荼毒香港人，助长歪风，康文署有责任尽快将有关书籍下架处理。”
今年书展有585间参展商，比去年686间少约一成，整体摊位面积与去年大致相同。香港贸发局预计，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入场人数将比去年下跌一成，减少的主要是香港以外的人。
香港政府将透过防疫抗疫基金拨款4000万元，资助本地参展商参展。香港出版总会会长李家驹相信，资助对中小型规模出版商帮助较大，令不少展商能免费参展。他估计，各出版商会加大减价幅度，亦会推出更多优惠吸引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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