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法》在6月30日晚11时起正式实施，订明“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势力”是违法行为，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港府称“极少数”国安案件会交由中国大陆行使管辖权。
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形容《国安法》可以有利香港局势稳定，法例只影响“一少撮人”，香港人原有的人权受到保障。但民主派和法律界明显感受到此法带来的压力，他们批评香港《国安法》条文模糊和定义广泛，把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带到香港，给予大陆政府和港府更大权力，削弱香港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把香港带到“一国一制”。
在《国安法》通过之际，香港亲民主派阵营弥漫着一股恐惧和不确定的气氛：一些“港独”人士证实逃离香港；高调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的表态，资深的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以家庭理由退出政圈但继续被中国官方媒体追击；香港知名活动人士黄之锋、罗冠聪等宣布退出所属组织“香港众志”；一些本土派或“港独”组织宣布解散，扬言把战线移师海外，或以个人方式争取诉求。
在香港亲民主派阵营的社交媒体上，目前出现了一股“删文”潮，一些人删掉了自己过往批评政府的文章，或是删除“港独”或“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字句。
弃“脸书”与WhatsApp
“你可否把我的讯息全都删掉？”一位经常议政的香港市民阿宝（化名），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前在通讯软件对记者说，“你来自外媒，我猜你明白的，你知道，我爱国爱党的。”
我们一直没有再在通讯软件聊政治，后来见面时，他才敢说，“《国安法》条文真的很可怕，以前骂政府的话，全都不能再说了。”
30来岁的阿宝是一名专业人士，曾经向记者提供相关专业的资讯和人脉，过往以“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倡议者身份参与政治。
回顾2014年香港爆发“占领中环”运动，他的“脸书”头像是代表示威者的黄色雨伞，帖文尽是政治，也会分享占领区的照片，愿意露脸用真身接受访问。
2019年，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引发的“反送中”抗议运动造成社会撕裂，他所属公司疑受外部压力要对一名高调参与政治活动的同事问罪，阿宝把脸书的名字改掉，换成了黑色头像，成为一个只看帖、不发帖的网友。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他把脸书过往分享的帖文都隐藏起来，不再在WhatsApp、Telegram上聊政治，并转用了可把对话内容“一阅即删”的通讯软件Signal。
“去年我逃离了脸书， 今年我失去了WhatsApp，政府说我们言论自由没有受损，谁相信呀？”他说。
他承认，这种“恐惧是有点歇斯底里”，“连（民主派政客）黄之锋都未被抓，怎么会这么快到我？但法例写得太虚，任由政府想怎样就怎样，每个去年开始曾参与示威的香港人，都有些行为可以被当成违法。”
阿宝举例说，“叫过‘港独’、‘光复香港’可能是‘分裂国家’、喊‘林郑（月娥）下台’可以是‘颠覆国家政权’、 我跟你（外媒记者）说话也可以是‘勾结外国势力’。”
香港警方在7月1日主权移交纪念日，即《国安法》生效不足一日内，就以《国安法》之名拘捕10名持有和举起“港独”物品的人。“港独”一字正式成为香港“禁语”。港府在7月2日发表声明，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口号有“港独”，把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或“颠复国家政权”的含意，警告大众勿以身试法。
至于高叫官员下台、“结束一党专政”、接受外媒记者采访批评中港政府是否违法？香港建制派一些政治人物认为，是否违法不能单看一句口号，要看动机、行为和造成的影响等等。但一些香港法律学者则认为，条文定义广泛模糊，留有伏线让各方解读，最终可能取决于当局会否立案。
“我体会到活在（中国）大陆的可怕了，现在香港就是大陆，”阿宝对记者说。
《国安法》亦牵连了香港一些“黄店（亲民主派的商店）”，有食肆宣布退出“黄色经济圈”，移除店面的“连侬墙”（撑示威的标语或纸条）。示威者制作展示“黄店”位置的软件疑因避忌《国安法》下架。
一间要求匿名、位处港岛区的“黄店”老板黄先生对记者说，“《国安法》来临人人自危，如果因为一面‘连侬墙’而被捕，很不值得，我还是会捐钱，尽力帮助手足。我相信，客人会记得哪家是‘黄店’，继续支持。”
黄先生说，拆掉“连侬墙”让他很痛心，亦令他感觉这场运动要走向新的阶段，“其实我们细看，‘港独’相关的纸条不多，大多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和‘香港人加油’，但现在讲‘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也不行了。”
“未来示威者会怎么行动，我猜不到，但很多人好可能会走向地下行动，很多人不会再让身边的人知道自己背后在做什么事情，因为你怕，有人会举报你。”
“寒蝉效应”
除了两名受访者外，香港一些宗教团体和出版商也体会到《国安法》带来的影响。
香港基督教团体浸信会联会会长罗庆才牧师经常在该会网站“会长的话”栏目议政，曾经要求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6月底才刚在该会网站撰文批评《国安法》令香港变成“一国一制”，但在《国安法》通过前夕，他说为免文章连累所属浸信会，决定把文章下架。
香港7月中将会举行书展，“2020香港书展关注组”发言人、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表示，香港《国安法》令出版界感到忧虑，“去到无法想象的恐惧”，与“反送中”运动、“六四”相关的书籍，一概要暂停制作。他说，香港从来没有政治禁书这回事，因为香港有出版自由，出版前无需审查，但如今他们担心，一旦售卖这些敏感书籍，会连累书店。
人权组织及香港民主派阵营质疑，实施香港《国安法》是制造“白色恐怖”，产生了“寒蝉效应”，令民众不敢批评政府，部分争取民主的人，可能会出走海外或地下化。
中国官方和媒体并没有否定这种恐惧的存在。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认为，香港不止出现过一次移民潮、撤资潮，他认为立法出现的恐惧，会随时间和事实而消除，强调《国安法》是中央给予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的生日礼物。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认为，香港损害国安的人对《国安法》感到恐惧是一件好事。
经常发表政治意见的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学者周保松在社交媒体表明，不会自我审查。他的言论获黄之锋等政治人物及许多亲民主阵营的人转载。
“我不会改自己脸书的名字，这是真实的我；我不会删去以前的文字和相片，那是我真实的生命历程；我会一如以往分享报导和评论，我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除非是自己反思的结果，”周保松说，“并非完全不担心，而是不想过度担心，以至令自己无时无刻活在恐惧当中。因为恐惧一旦入侵人心，我们就很难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一直这样，但我会尽量。”